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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于 3月3日 下午 6:35 被检测为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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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方:自己做的选择,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

洞见环球 今天





自己做的选择,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



文/方方



今天仍然是大晴天。想起小时候,家里有一本书,名字就叫《大晴天》。内容说什么,早已经忘光了。前阵以为梅花已都谢尽,不料,昨天突然发现,院子里的红梅正怒放着。而且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,开得如此明丽鲜艳,一种隆重的在场感。

转眼正月已过。我们已经不再细数封城有多少天了。反正就是在家安静地、抱以忍耐心地、尽可能平心静气地等待。不是等待拐点,而是等待何时可以出门。在我看,拐点来不来,似乎已不重要。它行踪难寻,又何必苦苦去求?或许正如雷神医院王院长所说,拐点已经过去。毕竟,武汉最恐惧最悲惨也是最痛苦的日子,已然远去。现在的疫情,尽管缓慢,尽管难熬,但总还是在向好转。

只是,我们还没有摆脱死亡的纠缠。今天早上,一位年轻的女医生殉职,像前两天去世的彭银华医生一样,也只有29岁,她叫夏思思。扔下她两岁的孩子撒手人寰。而晚上,又有一位男医生离世,四十出头而已,他叫黄文军。叹息和哭泣。很多声的叹息和哭泣。然后大家默然地转发这些信息。这已是第几位殉职的医生呢?



今天我在想,不是说,体质差的人更容易被击倒吗?不是说,早期得不到治疗,才容易转成重症而导致死亡吗?以29岁到40岁的他们,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,为什么扛不过去呢?带着这种疑惑,我问医生朋友。医生朋友说,是的,老年人中,有基础病的,很容易死亡。医护人员感染,的确会有很好的医疗条件。至于为什么还会死亡,这跟个人体质的差异有关。每个人的敏感度不同。医生朋友并没有讲得很清楚,只是再次强调了他过去所说的:这个病毒很诡异。昨天我看到消息说,一位97岁老人治愈出院,当时便想,医护人员死亡率如此之高,会不会还存在别的可能?

今天在同学群里,我大学时的小组长老杨对我和另一同学老夏进行了文字表扬。因为我们俩当年都是他的组员。老杨尽管京城当官,在我们这里,他仍然只是小组长。大学同学多数皆已退休,只有很少的几个六零后尚在工作。老夏便是其中之一。1978年入学时的老夏,只十七八岁,一张娃娃脸,看上去更像十四五岁。不知什么原因,从那时起,大家就叫他老夏。

老夏是媒体人,毕业后就在媒体工作,一直到现在,从没挪窝。老夏说,疫情爆发以来,整个报社就进入战时状态。记者都冲到了一线,哪里有焦点,就冲到哪里。除了做报道,还派有下沉社区的任务。他分管四个社区,严防死守,外加为居民服务,买菜买药之类,真心不易。在我们所有同学中,老夏是唯一一个在疫情前线奔忙的人。他自己调侃道,我代表老八舍去作贡献。老八舍,是我们当年在武大上学时居住的学生宿舍。有同学提议,把今年感动老八舍人物的称号颁发给他。

说到媒体人,据我所知,这次来武汉采访疫情的记者,有三百来个。加上各大网站或自媒体记者,恐怕比三百人更多。正是靠了他们的四处奔走,细致访问,勤奋写稿,才让我们得以足不出户地阅读到许多有现场感、又有深度的报道。有些调查记者,刨根问底,既不放过细节,也不放过关键的时间节点,由此也让越来越多的症结和问题,呈现出来,更让无数英雄人物和事件,为人所知。



其实在武汉,和当年的汶川地震现场还不一样。这里是传染病疫区。你经常会不清楚哪里有危险。你面对的受访人,是不是一个感染者,你可能也不知道。更或者,你已知道,你仍然要前去相见。听说,好多记者都很年轻,非常有职业精神,不怕苦,又拼命。我自己年轻时也在电视台干过,外出采访有多劳累,有多麻烦,实在深有体会。

只是,今天看到一篇文章,文字相当尖锐,也让我颇感刺痛。我要摘录其中一段,留给自己反思。文中说:“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,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,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?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,自己的仕途和待遇,真有这么重要吗?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,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?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,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?”

话说得很重,但这是值得反思的事。只是撰文者也应知道:具有基本常识,专业水准、外加职业精神的媒体领导还有吗?长年的优汰劣胜,导致优秀的媒体人大量流失。矮子中间拔长子,把媒体当官场用来混位置的人应该更多吧?他们当然不会冒天大之大不韪,在元月这个时间段里去为民疾呼。元月要做什么,每个媒体人都知道吧?若提及人民,人民在他们眼里是个零。他们只需对上司负责就可以了,因为他们的位置是上司决定的,跟人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

而湖北或是武汉,勇敢的富有职业精神的记者,多的是。张欧亚不还爆喊了一声换将吗?只可惜,他的领导对这种声音的敏感程度,远远超过对病毒的敏感。他们常常会第一时间处理喊出不同声音的人,却将病毒这恶魔全然不当回事。

离病毒最近的,除了医护人员,正是这些记者。记者们可以在病毒面前那样无畏无惧,却在疫情前期选择了缄默无语。这是件悲哀的事。话又说回,媒体人也可怜。可谓两头受气。上面不要他们讲真话,下面要求他们讲真话。他们经常无从选择。更多的时候,他们只能选择听上面的。既然如此,当下面的人骂他们时,他们大概也只能承担。我一向认为,只要是自己做的选择,自己就要勇于承担选择的结果。

今天,我家门前好像又消了毒。呆在家里,并不知外面动静,倒垃圾时才看到纸条。晚上,又收到负责这一片管理员小周的短信,说有“爱心蔬菜”放在了我家门口。跑出去一看,是两大袋“上海青”,非常新鲜,也非常有看相。不知道是哪里捐赠的,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菜。


许多年后,假如有人问我,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?我会说: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、良知、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,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。

——这句话,据说是柴静说的,无从考证,但说得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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